王亚新：《省级统管改革与法院经费保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
不同社会的文化、习俗与观念之间的差异固然会导致人们实际遵守的法律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这种差异不应被扩大。这种关系体现着实践观念，法学也因此是一种实践知识，一种带着意义（目的）期待来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艺或方案。
因为，科学只能为我们揭示出赤裸裸的因果事实和逻辑关系，却无法为规范问题提供指引答案，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我们应当做什么或什么才是被允许的结论。在法学语境中，这种碎片化也间接地体现在学者对法律影响人类决策方式的分歧上： 法律经济学式的工具理性模式主张物质性利益计算主导人类决策，法律通过奖惩来塑造人类行为。由此，学者进一步指出，法学界须重视规范主义的研究进路，不能简单地以科学式的因果说明来取而代之。认知科学在法律领域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具有颠覆性的部分在于它还为法律价值论辩提供一个科学的人性基础，从而对法律政策学（legal policy）或立法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如在前文分析中所看到的，几位传统法理学家基于意义无涉和价值无涉的两点批评有着传统人文方法论的支撑：无论是在欧陆的理解社会学、哲学阐释学传统中，还是在英美的分析法理学范式下，科学主义似乎都遭到了法学家的严词拒绝。
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导致法学与科学在方法论与旨趣上产生分野。换言之，人的先天心理直觉与后天的社会线索之间并非截然两分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生理过程与文化现象相互伴生，是能力（competence）和表达（expression）的差异。我们常常所忽视的是，在一个所谓中立的数字化世界中，通过对行为的数字化算法决策与司法决策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罗马法时代即有法谚：法律中的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很多时候只是象征性的赔偿。三审稿草案也沿袭了二审稿的一些不足和缺漏，一些重要的制度亟待补充进入法典。
但各国普遍接受了所谓消极安乐死（俗称拔管子），允许在临终阶段，如病人处于不可逆的状态（如植物人），遵照其意愿可放弃维生治疗（断水断食）。有鉴于此，建议人格权编草案也应引入匿名原则，防止出现交易或可能的讹诈等情形
（三）就侵害隐私的手段，大体可分为非法获取行为和非法泄露行为 现有草案第812条关于侵犯隐私权的列举模式（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密部位—私人信息—生活安宁—其他方式）缺乏内在逻辑，建议或者遵循上述从内到外（私密圈信息—私人圈信息）的排列标准，或者遵循静态—动态或者相反的逻辑次序（例如《魁北克民法典》第36条对侵害隐私权行为的６款列举，遵循的就是动态—静态的顺序），按照空间—状态—行为（活动）的渐进式逻辑予以次第列举。就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而言，由于2017年《民法总则》已经对人格权类型进行了详尽的列举。还有，借鉴《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等涉及人体试验的文献，允许受试者可随时撤回其同意。为此，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和补充。
因此，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如何抓紧修订现有的人格权编现行草案，尽快形成比较完善的文本，无疑是人格权立法工作的当务之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精神损害赔偿设定标准，是立法的矛盾，实践中会导致性骚扰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却因未达到严重程度而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公平结果。回应权是指定期出版的媒体（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如有涉嫌损害他人人格之报道，则被报道者有权作出回应。规定这一权利，一方面是体现对患者自主选择的尊重，体现出法律在更大程度上许可个人决定其命运。
该法案被认为美国是计算机时代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第一部法律。５．集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与侵权责任法的分离。
如果经检查后发现捐献器官可能对其自身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则不得协助其完成器官的摘取与移植。从法案名称看，该法为用人单位设定了预防、禁止和矫正性骚扰的三重义务。
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所侵害的主要是尊严和平等权，而非身体。由此，回应权制度最大的好处在于：将名誉权争议解决于萌芽阶段，由此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其功能与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相同，都在于力图将受侵害的人格恢复到侵害之前的状态。该论者在其下所列举的通信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等显然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范畴）。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人格权编尊严体系性 2018年8月下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
（四）强化隐私权的预防功能及自设计时的隐私保护（privacy by design)原则 针对当下愈演愈烈的酒店偷拍现象，三审稿第812条第１款禁止窥视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因为信用权的核心是特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信息的使用与处理，而不是社会一般人对信息主体的评价。
根据立法机关确定的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和安排，2019年12月，立法机关将对《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整合，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需要强调的是，接受所谓信用评价是公民的权利，而不能被异化为义务，公民有拒绝被信用评价的权利。
根据这一规章，器官捐献或者基于死者的生前意愿，或者基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在其死后所形成的共同书面意愿。另外，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其所倡导的分类方法也只是关于人格权分类的众多学说之一。
二是民法典中人格权编的立法体例（外在体例问题）。信用评价错误并不会导致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草案的这一最新规定其实是沿袭了实践的最新做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１月所发布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捐献者死亡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依据捐献者生前意愿或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书面意愿获取相应捐献器官。草案第797条中对艺名、网名问题做出了规定，强调对其可与姓名和名称受同等保护。
向内部投诉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信息。因为此类治疗通常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身心折磨，而且其结果往往也只是人为地短暂延续其生命。
而本条第４款将二审稿的获取、删除、公开、买卖他人的私人信息改为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显然，构成性骚扰要求行为人具有性意图，以获取性方面的生理或心理满足为目的，常常采取性暗示（sexualovertones）的方式。
三审稿沿袭了二审稿的规定，令人遗憾。而行动自由则强调人身行动的自主性，不受外界干预。
但这一条文显然不够，因为该条仅针对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如果偷拍行为人非为酒店，则酒店可逃脱责任。此外，前述条文并未揭示人格权的任何本质特征，因此，并非人格权的定义条文。隐私权所保护的是前面两个特定区域（私密圈和私人圈）的信息，而非仅仅是最内核的私密圈。换言之，条文数量最少的人格权编是否有统领分则各编的能力。
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第１款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Ｋｒｅｄｉｔ）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之事实者，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草案前引规定仅禁止买卖遗体，显然有局限性，建议对遗体单列一款规定，除买卖外，禁止对遗体进行商业性利用（譬如非基于科学或教育目的的商业展览、加工利用等行为）。
因此，有偿与无偿的代孕协议均无效。此外，根据条例第35条第3款，如实施自动化处理包括网络画像行为，需要对自然人进行系统性和广泛性的个人情况评估，基于影响评估结果才能做出对该自然人产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这一规定在今天看来显然过时。就人格权编的外在体例问题而言，归根结底是人格权编在整个民法典中的地位，这涉及民法典的结构编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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